盘点贪官被抓时在干什么,追问德航空难

摘要:
2015年3月15日12时左右,一位和仇和住在同一楼层的云南团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去餐厅吃饭。2015年3月15日,12时5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信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  2015年3月15日12时左右,一位和仇和住在同一楼层的云南团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去餐厅吃饭。推开门后,正巧在走道里碰到仇和,跟他一起的还有几位陌生的男士。这位人大代表还问了一句,仇书记,出去呀。仇书记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几分钟之后,仇和的秘书来到他的房间,替他收拾了换洗的衣服给他送去。  2015年3月15日,12时5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信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当天的10时左右,全国人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仇和和云南代表团的其他代表一起乘车从天安门东广场回到云南团两会期间的驻地——中国职工之家饭店。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分A、B、C三座,此次云南代表团的大部分代表都住在A座。  仇和就是在那里被带走的。  在此之前的会议期间,仇和几乎参加了大会议程安排的所有的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3月13日,按照大会议程,代表们举行小组会,审议两高报告。仇和参加了讨论,有人注意到,上午的讨论期间,仇和还走出会场外,有几位工作人员跟他汇报工作,阅读文件。  在以往本届人大的前两次会议上,仇和的发言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在小组讨论时,经常有代表跟他反映情况,他也会积极回应。但此次两会期间,很多记者发现,仇书记总是绷着脸,很少发言。  没有证据证明,仇和是否知道,一位和他关系密切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豪商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卫高请假缺席此次两会。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年,那一年有很多关于改革人物的评选。而仇和也交给他的部下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要在很多高端评选中,当选改革先锋。事实上,那一年的评选中,很多机构都把仇和列入改革的先锋人物。  还有机构评选中国最幸福的城市、最宜居的城市……作为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也要求下属,在这些软实力的评选中,必须有昆明的名字。  仇和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掀起了城市改造,强制要求老百姓拆除阳台外围的防盗窗。当时要求昆明市的公务人员带头拆除,规定期限内不拆除的不得上班。一时间,拆防盗窗的专业队伍价格上涨。有的公务人员抱怨,根本请不到工人拆。  为了提高昆明市的绿化率,当时的仇书记定了一个绿化目标,并分配到各个街道。结果有的街道人行道上全部种上树了,才能完成指标,但路已经不成其为路,老百姓根本没法同行。  推荐会议场所、机场、火车站等处,都是纪委人员控制涉腐官员的常见场所。有的是因为纪委决定带走涉腐官员时,被调查者正好要去出差;有的则不排除事先“有所预感”,心里有了“跑路”的打算。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情形,纪委人员都有办法把涉腐官员给控制住。看看,其他贪腐官员被抓时都在干什么!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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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东台社区不久前举行的居委会换届选举,此次居委会选举采取了差额选举的办法,由社区居民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最后顾义文当选为主任,4个委员分别是曲恩涛、孙民贤、鲁卫志、鲁志英。这个5人当选名单一经公布,贿选的说法就在当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东台社区不久前举行的居委会换届选举,此次居委会选举采取了差额选举的办法,由社区居民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最后顾义文当选为主任,4个委员分别是曲恩涛、孙民贤、鲁卫志、鲁志英。这个5人当选名单一经公布,贿选的说法就在当地传开了。
东台社区是崂山脚下的一个农村社区,全村860多户,2004年经上级政府批准,东台村委会改为东台社区居委会。名字虽然改了,但是在组织管理上跟以前的村委会没有太大不同,居委会选举依然参照的是《村委会组织法》,由居民们直接选举产生。
选举的会场设在村子里的这片空地上,选民在临时搭建的半封闭式的秘密写票区填选票,现场的工作人员及监督员有近百人。此外街道“选举办”还进行了全程监督及录像,整个选举过程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那么东台社区居委会的这次换届选举为何会引起争议?贿选的说法从何而来?选举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据了解,就在选举投票前夕,东台居委会通知大家开始缴纳2015年的医疗保险,期限为三天。东台全村有800多户,2500多人,听到广播后家家户户都派人去居委会交钱。很多人从居委会出来后,都在议论纷纷。
居民们说,医疗保险费每个人110元,往年都是由个人掏钱,而今年有些居民的医保费却有人替他们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居民李淑玲说,柜台后面是居委会成员平时办公的地方,那天里面有很多人:顾义文,鲁卫志、曲恩涛、孙民贤。
记者注意到,当时在办公室的这些人当中,鲁永吉是当时的居委会主任,除了他之外,这里提到的顾义文、曲恩涛、孙民贤、鲁卫志,还有在前面开票的鲁志英,这5个人都是当时已确定参选的候选人,也就是后来当选的新一届居委会成员。
李淑玲说她要交钱的时候,他们说你不用交了,我们给你拿上了李淑玲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照着纸上的选这些人,主任栏里打顾义文,在委员栏里打孙贤民、曲恩涛、鲁卫志,鲁志英,女委员打鲁志英。
记者看到,这张红纸上写着:王哥庄街道东台社区第十一届居委会成员选举票,这张选票跟正式选票唯一不同的是,表格内的候选人一栏中只有5个候选人的名字是全的,而且字体更大更粗,符号一栏打上了对勾,而另外5个候选人的名字只保留了一个姓,后面打着叉号。
李淑玲说,当时她答应了,最后她家三口人共330元的医保费就这样给免了。据调查,李淑玲遇到的这种情况,在集中收缴医保的那几天,东台社区居民可以说尽人皆知,被代缴医保的家庭也不在少数。徐春香被代缴一家五口医保550元,鲁永军被代缴一家四口医保440元,刘美香被代缴夫妇两人医保220元。
据村民们粗略统计,全村860来户,2500多人中医保被代缴的占了大多数。
一些居民认为,顾义文等5人之所以最终当选居委会成员,跟替这么多人缴医保、拉选票有很大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如果认定在选举期间有贿选行为的,首先要取消贿选人的当选资格。那么针对一些选民的质疑,新当选的东台社区居委会成员又是如何回应的呢?记者来到东台社区居委会进行调查。
鲁永吉自称是他拿的钱替居民买医保,并没有替别人拉选票,但是据记者了解,鲁永吉跟这次新当选的居委会主任顾义文的关系并不一般,顾义文是鲁永吉的姐夫。
根据居民的反映,除了大范围地替人缴医保之外,临近选举,一些候选人还会做出更大的许诺:投票给红包。
有的居民反映说,选举的前一天和选举当天都有人的确收到了额外的红包,一张选票1200块钱。
据了解,青岛市崂山区选举办根据群众举报,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日前,王哥庄街道换届领导小组认定“东台社区的此次选举存在贿选现象”、决定“取消顾义文本届社区委员会成员的当选资格”,后续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在打击贿选问题上的态度,反映着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视程度,不管层级高低、范围大小,都不能有丝毫放纵、丝毫麻痹,都必须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绝不能让歪风成了气候,绝不能容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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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已知数据分析,飞机在失事前最后8分钟内的下降率稳定,并未看出任何异常的高度突变,且未进行任何应急通话。因此单纯依靠该数据并不能判断是否为机械故障或人为操作导致这一悲剧发生。

…3月25日,稍早前失事的德航公司——Germanwings(下称德国之翼)的4U9525次航班的两个黑匣子已经被寻获。而在3月24日的记者会上,更多的消息已经被透露出来:第一点是德国之翼公司认为,失事客机24年的机龄不算老,第二是飞机下降时机组未和地面进行联系。中国民航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单纯从已知数据分析,飞机在失事前最后8分钟内的下降率稳定,并未看出任何异常的高度突变,且未进行任何应急通话。因此单纯依靠该数据并不能判断是否为机械故障或人为操作导致这一悲剧发生。而根据之前民航客机事故的处理方式,调查小组将在几天后公布由黑匣子数据提供的初步结果。该结果或许将解开沉默的8分钟里,4U9525次航班到底发生了什么。廉价航空3月24日,由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的4U9525次航班在法国南部坠毁,15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或无人生还。德国之翼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旗下廉价航运商,总部位于德国科隆。其前身是欧洲之翼航空公司一个廉价航空部门,成立于1997年。2002年10月,这家企业独立,成为欧洲之翼的全资子公司,并更名为德国之翼。这是这家德国廉价航空运营商首次遭遇严重空难。一名长期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德国之翼属于廉价航空,其飞机机龄普遍偏大,但是由于其飞行价格便宜,依然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我抢到过一次两欧元的机票,从法兰克福飞巴塞罗那”,上述人士称,“再加上20欧的机场建设费,总共才22元,而如果是非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这条线路则需要200欧”。而作为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德国之翼并不提供任何免费餐食服务,且每架飞机只配备一名服务人员,而乘客也不会有被提前分配座位。沉默的8分钟在该次班机坠毁后,曾经外界一度传出该航班大幅度偏离正常航线。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知,4U9525次航班按照计划路线飞行。关键问题在于,该飞机是以几乎匀速的下降最后撞山解体。“如果是飞机出现了问题,比如提供飞机飞行姿态的角度探头出现问题,那么飞机有可能加速下降”,上述中国民航人士称,“但在匀速下降的10分钟里,飞行员并未发出任何应急通讯。”此外,飞行运营方德国之翼也表示,尽管当地有小雨且多云,但气象条件适宜飞行。因此最终的疑点集中于在坠毁前8分钟里,飞机为什么会匀速下降高度,且飞行员一直保持缄默。而今日出版的德国报纸也将焦点聚集于最后的8分钟里,驾驶舱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上述中国民航人士称,现代民航飞行器由于机械故障而导致坠毁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从已经发生的多起空难回溯,人为操作因素占据相当高比例。其中最著名的是2009年法航447航班的坠海事故。但是和德国之翼不同的是,法航447航班失事前的高度出现加速下降,而德国之翼的4U9525次航班则看似一切正常。因此上述民航人士认为,有两种情况或导致机组失能最终失去对飞机的控制。其中一种可能是机舱失压导致缺氧,最终导致机组意识丧失。第二种可能则是恐怖袭击。但目前尚无任何证据支持上述两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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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已有多名副省级官员遭遇了“断崖式降级”,包括今年2月被从副省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的江西省原政协副主席许爱民。那么,降级的标准有哪些?尤其是“断崖式降级”又当如何适用?
…  3月22日,中纪委网站刊登文章称,有干部不把违纪当回事;纪检干部“发现违纪就要及时处理,该处分的予以处分,该降级的予以降级,这应成为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头,而立案审查、移交司法则应是少数”。可以预见,将来“断崖式降级”等追责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事实上,十八大以来,已有多名副省级官员遭遇了“断崖式降级”,包括今年2月被从副省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的江西省原政协副主席许爱民。那么,降级的标准有哪些?尤其是“断崖式降级”又当如何适用?就这些问题,新京报专访了行政专家汪玉凯。  【访谈嘉宾】汪玉凯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断崖式降级”不会是一个短期行为  新京报:您如何理解“断崖式降级”?  汪玉凯:“断崖式降级”在我们建国以后有过,但幅度没有现在这么大。所谓断崖式降级,就是说一个领导干部犯了错误,但还没到犯罪的程度,处于罪和错的回旋地带,不足以走司法程序来对他进行处置,而过错又比较严重,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一撸到底式的降级处分。  过去许多官员都存在着侥幸心理,认为只要我不犯罪,就拿我没办法。而按照我们以往的处置,也总太过轻描淡写,警告、记过、记大过,到最后不行才降级和撤职,一般也只降一级,况且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现在这种“断崖式降级”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在十八大转变作风、反四风、从严治党以后采取的一种果断举措,它足以警示那些官员干部,只要违反党纪、政纪同样会受到严肃查处,这对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环境有很大作用。毕竟,从一般公务人员熬到副部级要付出长时间努力,最后却因一件事或几件事被“断崖式降级”,这对任何官员干部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  新京报:为什么之前很少听说有被连降几级的官员,而现在增多了?  汪玉凯:这跟当前高压反腐态势紧密关联。因为问题比较严重,十八大以来加强了反腐力度,“断崖式降级”是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将慢慢成为“新常态”。事实上,过去有些官员乱搞男女关系,即便被纪检机构发现也多是内部处理。而这两年,基本上都会把通奸公之于众,这也是严格治吏的具体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提出“四个全面”,其中最后一个是全面从严治党,以此看,我认为“断崖式降级”不会是一个短期行为,而会成为一个常规做法。  新京报:虽然相对于以往“断崖式降级”增多了,但总数仍不多,2014年以来,只有许爱民、张田欣、赵智勇、付晓光、蒙志鹏等极个别副部级官员、副厅级官员享此“待遇”,原因为何?  汪玉凯:我认为不是领导的决心不大,而是适合这种处置的人较少,能对号入座的太少。只有处在犯罪边缘上的官员,才会面临“断崖式降级”的处分。而现实中,有些问题高官是既违纪也违法,而只要违法,基本上就要追究司法责任,它也就不只是“断崖式降级”那么简单了。  “断崖式降级”将来应该建立标准  新京报:被“断崖式降级”的几名官员中,没有低级别的,怎样扩大“断崖式降级”的处分范围呢?  汪玉凯:我觉得,只要这口子一开,就得一视同仁地追究问责,不管领导干部职位是高是低,权力是大是小。比如说,正部级干部,如果没有达到犯罪程度只是严重违纪,也可将其降为副处级,甚至降得更低;如果是厅级,若情况符合,也可按“断崖式降级”处置,甚至降到科员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只要把这把尺子亮出来,就该公平地加以应用和使用。  这也亟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来促使“断崖式降级”走向常态化。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根据具体违法违纪的情节、事实、性质和程度,来界定是采取普通降级,还是“断崖式降级”,或者是追究司法责任。搞清其中的边界,尤为重要。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公务员法》,还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对违纪的公务员都有相关降级规定,但,什么时候该降级、降多少级该遵循什么标准?  汪玉凯:这个标准目前没有,但我认为将来是会有的。一个官员违反了党纪政纪,违反到什么程度,要分几个档次,比如一档二档三档四档等,而不能一概而论。够上第一个档次降一级,够上第二个档次降两级,以此类推。至于标准的制定,要根据他违纪的程度,如违规情节、涉案金额、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来确定他应降几级。只有通盘考虑了这些因素,量化了并制定出若干具体条例后,才能对号入座,让降级有据可依,避免自由裁量的可能。这样的话,各地操作起来,也会比较眉目清晰,而不会造成靠人为的权力来决定是否“断崖式降级”的效果。在我看来,从严就“断崖式”,不想从严就给普通党纪政纪处分,这显然不公平。当然,要做到绝对公平或许挺难,但起码要做到相对公平公正。至于标准制定的主体,肯定是人事组织部。  新京报:这个关于“断崖式降级”的具体执行标准,又怎样才能受到公众认可呢?  汪玉凯:该标准的制定,必须面向社会公开,并保障官员干部的处分申诉权限。要让民众知道具体的尺度,明白为什么要降三级或降四级,这样也能让民众的参与权、监督权有了“用武之地”。它对官员也是种保护,让他们免于因不公开因素导致的不合理对待。公开透明了,“断崖式降级”会更具权威性。  有些人会担心,“断崖式降级”或沦为表面化的危机处理,等风头一过受处分官员又官复原级,这关键也在于处理过程的公开透明。一般来讲,公众人物造成影响,事后也必须对公众有个交代,他在什么范围造成影响,若要复出那也得在同样的范围公开。这样,无论断崖式降级还是再升官才能都经得起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