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清华大学打破院系和专业壁垒

志愿服务正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全国实名注册者已近3000万

漂洋过海“输”污染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7-04-07 张文静


传统观点认为,空气污染主要影响本地的空气质量,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污染物会通过大气输送对下游地区造成影响,污染物排放的责任也应由本地承担。但近年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研究人员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际贸易,一个国家消费的产品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与生产相关的污染也从消费国转移到了出口国。同时,由于大气输送的作用,这些污染物又有一部分从出口国转移到了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各地的空气质量和人群健康产生影响。因此,大气污染的源头与影响是个复杂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视角来看待和解决。

国际贸易导致PM2.5跨界污染

3月30日,由清华大学地学系张强课题组、环境学院贺克斌课题组及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林金泰课题组领导的国际团队,在《自然》期刊发表了题为《全球大气污染输送和国际贸易的跨界健康影响》的论文。该研究将全球划分为13个区域,通过耦合排放清单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大气化学模型和健康效应模型,首次定量揭示了全球贸易活动中隐含的PM2.5跨界污染的健康影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与PM2.5相关的室外空气污染导致全球每年300多万人过早死亡。“PM2.5污染的产生与各类消费产品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密切相关。”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长聘副教授林金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此次研究发现,与国际贸易相关的PM2.5跨界污染要远高于与大气输送相关的跨界污染。2007年国际贸易隐含的PM2.5跨界污染造成全球每年约76万人过早死亡,约占全球由于PM2.5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总人数的22%。

研究发现,国际贸易活动使中国、印度、东南亚、东欧等地区的PM2.5污染暴露和过早死亡人数增加,与此同时美国、西欧、日本等地区的过早死亡人数减少,这表明污染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了发展中地区。

从产品消费的角度

其实,关于国际贸易对全球化大气污染的影响问题,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同领导的国际团队早在2012年就开始研究,并于2014年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首篇论文,此后又完成了国际贸易对全球气溶胶辐射强迫影响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等国际期刊上。

“产品生产和消费及其相关的交通运输、电力生产等经济活动,导致了大量的污染物排放,这是造成目前区域大气复合污染及全球污染传输的主要原因。”林金泰介绍说,因此,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其他国家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本国空气质量的影响,“比如,美国就特别关注源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大气污染物的跨太平洋传输,并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此前研究工作的视角都是从产品生产的角度,认为只要产品生产是在某个国家进行,相应的污染物排放就属于该国家的排放,而不考虑该产品是否在该国家消费”。

但事实上,通过国际贸易,一个国家消费的产品可以从其它国家进口,因此产品的产地及相应的污染物排放地区也从消费国转移到了出口国,从而改变了全球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国际贸易对全球和区域大气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却几乎是空白的。于是,林金泰等研究人员开始着手进行尝试。

林金泰等人的研究从产品消费的角度,借鉴经济学研究中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计算了2000~2009年间与中国的国际贸易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活动,包括产品生产、交通运输、电力生产等导致的污染物排放。研究发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了大量产品满足国外消费,同时也承受了严重的空气污染。2006年中国东部地区近地面大气中有23%~34%的硫酸盐颗粒物、10%~23%的黑碳及12%~23%的一氧化碳是来自与出口产品生产相关的经济活动。

这些经济活动在中国造成大气污染的同时,部分污染物又会通过大气输送的方式转移到美国西部等下游地区,从而影响美国的空气质量。研究数据表明,2006年,美国西部地区近地面大气中的硫酸盐颗粒物和臭氧分别有3%~10%和0.5%~1.5%,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排放及传输有关。

“污染问题是一盘棋”

这种将污染“外包”的模式此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主要是在碳排放领域。“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越来越多地把碳排放‘外包’给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如此写道。报告同时指出,本世纪头十年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年均增长2.2%,此前30年的年均增速仅为1.3%。大部分温室气体的增长是因为燃烧化石燃料用于发电,而且大部分发电量都输送给了为欧美消费者制造产品的工厂。“越来越多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于跨境贸易产品的制造。”

前几年也有报道称,中国的雾霾飘过太平洋,抵达美国西海岸。一些人批评中国造成污染,也有人在反思,美国的消费主义应该在其中担负怎样的责任。法新社就曾报道称,美国的消费者应该对来自中国的空气污染负一定责任,因为中国排放的许多污染物是由于制造用于出口的电视机、玩具、手机和其他产品而产生的。

对此,林金泰强调,他们研究的初衷和目标不是要从道义上指责发达国家或回击外界对中国排污的指责。“而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换一个视角观察全球污染传输问题,让大家意识到,对大气污染源和治理责任的判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推广全球化大气污染的理念的原因。污染问题是一盘棋,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是污染源还是美国是污染源。大气污染能够通过贸易活动和大气活动进行转移,这两个影响因素又相互作用,造成非常复杂的影响机制,让局地的污染造成全球性的影响。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污染转移的研究,先期工作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以待后期不断深入。”林金泰说。

在林金泰看来,污染排放严重的地区,一定是要减排的,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因于国际贸易。同时,发达国家也要认识到,本国的空气质量变好了并不是完全靠自己,而是很大一部分因为把污染转移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再去探讨如何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果发达国家能通过技术支持等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大气环境,实际上也是在帮助自己。”林金泰说道。

由中美之间的大气污染传输研究延伸开来,林金泰认为,国内各个地区的大气污染也是一样,甚至每个个体的行为也是如此。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能源来源不是完全清洁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不管你是否愿意,个人的消费行为或多或少都对环境污染‘贡献’了一部分。没有人是完全的环境污染受害者,也没有人是完全的加害者。”林金泰表示,“当然,从平等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消费的权利,有些消费也是必须的。但我们提倡可持续性的消费,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另一方面对于必须进行的消费,尽量在经济允许条件下购买一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

编辑:华山

清华大学打破院系和专业壁垒 今年将按16大类招生

来源:人民网 2017-04-07 赵婀娜


日前,清华大学召开大类培养领导小组会议,聘任大类培养首席教授并举办首次首席教授会议,这标志着今年清华大学大类招生工作正式启动。

据介绍,清华大学今年将推行“按大类进行人才培养管理”的方案,将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省市打破院系和专业壁垒,按16个大类招收、培养本科生,清华大学已成立“大类培养领导小组”,由校长邱勇担任组长。

据了解,清华所有纳入本科招生的专业将合并为16个大类,包括数理类,化生类,人文与社会类,机械、航空与动力类,环境、化工与新材料类,计算机类,经济、金融与管理类等。除了美术学院、新雅书院、法学院等少数几个学院独立成类外,其余大部分学院的专业都面临着合并、重组,比如化学生物类就涉及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等多个院系。此外,有些院系的专业还划入了不同的大类,比如化工系的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既出现在化生类,也出现在环境、化工与新材料类。同时,每一个大类设首席教授,这些首席教授都是国内外鼎鼎有名的专家学者。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朱邦芬就担任了数理类的首席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气污染防治专家贺克斌教授出任环境、化工与新材料类的首席教授,他们将直接参与本科生的培养。

邱勇强调,大类培养实施过程复杂,但衡量标准简单而明确,必须做到让学生的大一学习生活更加充实、高效、阳光,更有“获得感”;大幅提高学生的通识教育素养;更好地帮助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更有利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相互融合与促进。

据悉,清华将按照大类培养重构培养方案,专业上注重厚基础;学生学习上讲究自主性,学校人才培养上追求高质量。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介绍,大类培养既有综合改革的推动因素,也有广泛的国际背景。这一改革举措在强化大类通识教育的同时,对专业教育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大类招生培养管理改革中必须正确理解“专业确认”,做好院系层面的制度设计,对新生的价值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记者了解到,如今,按大类、宽口径招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高校所认可,包括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不少985院校都在尝试推进。与此同时,世界多所知名高校也实行类似招生办法。

编辑:华山

港生北上求学 收获许多精彩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4-06 辜雨晴 张盼


“长安雪后似春归,积素凝华连曙晖”。清华大学大四学生何冠怡漫步于细雪轻飘的华山之巅发出感叹。趁着难得的闲暇时光,何冠怡拉上好友从北京出发,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雄伟壮观的秦始皇兵马俑、风景秀丽的华清池、藏宝丰富的西安博物馆,这些她曾经只在香港中学生中史科课本上见到的古迹文物,此刻触手可及。

4年前,何冠怡通过清华大学对香港中学的校长推荐计划,免试拿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为香港学生北上内地升学队伍中的一员。北上内地升学对于这群香港学子来说,不仅使个人专业水平得到提升,更有助于他们全面认识内地、了解中国,增强其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从“难以适应”到“桥梁使者”

据何冠怡介绍,目前香港学生就读内地高校主要有3种途径,即港澳台联招计划、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生计划以及内地院校独立招生计划。何冠怡所通过的校长推荐计划,就是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生计划的一种,即先由香港中学校长推荐优秀学生,若获推荐学生通过内地高校组织的面试,即可免笔试就读该校。

初到北京时,北方的种种都令这位南方姑娘感到新鲜与惊奇。但更多的时候,初来乍到的何冠怡还是感觉难以适应北方的学习和生活。“刚来北京时,无论在天气、饮食、语言等方面,我都觉得不适应,但最令我感到郁闷的还是学习上的困惑。”何冠怡介绍说,由于两地课程设置不同,香港数学教学相对来说较为简单。进入清华大学后,如何学习数学成为她最头疼的问题。“好在学校特意为我们开设数学补习班,再加上我两个内地室友的帮助,经过勤奋学习,我终于解决了数学难题。”

如今,4年本科生涯已接近尾声。何冠怡说,“如果有机会重来的话,我一定还会选择北上内地升学。它不仅是一纸文凭那么简单,更像是一次寻根之旅,让我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认识内地。我希望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将来为两地的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服务香港,服务内地。”

从“另谋出路”到“强强竞争”

20年前,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同年,“回归宝宝”陈子维出生在香港一户寻常人家。如今已是弱冠之年的陈子维也踏入北京大学,成为元培学院物理专业的大一新生。

“以前很多香港学生觉得内地高校入学门槛相对较低,大多数学生报读内地高校作为保底学校,或者是分数没有达到香港8所大学时才不得已另谋出路。现在越来越多香港优秀学子因为被内地高校所吸引而来就读。”陈子维说,“在北大,我的室友都是来自内地各个省市的文理科状元,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阅读范围十分广,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强。”

良好的学术氛围、过硬的专业要求、国际化的教育资源及广阔的就业前景,都是吸引香港学子北上内地升学的重要因素。已在香港做过两年全职摄影师的徐嘉威,偶然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排名世界前三,便慕名而来,期望通过在世界顶尖学府的专业学习,使自己的摄影水平更上一层楼。

通过四年专业学习,徐嘉威感受到内地浓郁的艺术创作氛围,为含蓄典雅的传统中国风所深深吸引,并将其与现代时尚摄影紧密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摄影风格,受到不少国内外品牌商的青睐。徐嘉威说,“北上内地升学使我能够与内地的摄影高手相聚一堂,互相学习,也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决定毕业后留在内地,用一生的时间去细细品读东方文化的神秘之美。”

从自我增值到放眼全球

北上内地升学让香港学生认识到真实的内地,增强其国家认同感,使其不再对身份认同感到迷茫。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利思琪说,“我的很多香港同学受媒体负面报道等影响,对内地产生不好的印象。来到北大后,我发现真实的内地十分可爱,身边的同学都非常优秀。如果要我定义自己的话,我会说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才是中国香港人。”

利思琪在生活中经常给内地同学讲述香港发展历史,也向香港同学介绍她眼中的内地。她呼吁大家用思辨的态度去了解香港,了解内地。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学会去伪存真,以包容开放的心态走出香港,走出内地,放眼全球。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资料显示,近年来去内地修读本科课程的香港学生每年约有3000人。截至2015年10月,赴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已超过1.5万人。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指出,近年来内地发展蓬勃,机遇良多。香港学生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地,而是放眼中国,以至全球。北上求学,除了为香港莘莘学子提供良好的升学途径,提升个人专业能力外,也有助于他们了解国情,放眼世界。将来为维护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为参与中国建设乃至全球事务做出积极贡献。

除内地高校赴港招收香港学生外,香港特区政府及各高校也积极参与开展两地学生交流活动,从香港大学千人内地交流计划到香港大学生内地实习计划,再到香港高校赴内地招生计划等,无不反映出两地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视。

编辑:华山

走起!做志愿者去……

来源:《人民日报》2017-04-07


编者的话

春光正好。人们不经意间发现,身边常有这样一群人——地铁里,他们扶老携幼、维护秩序;公园里,他们指路答疑、清扫垃圾;小区内,他们举办义诊、送去健康……当下,志愿服务渐成风尚,虽不时遇到资金短缺、权益受损等困扰,但好消息也不断传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志愿服务条例》,广纳良策、吸取民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召开,更加规范有序的志愿服务制度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志愿服务作为新型生活方式。

春天带来的温暖,在人身上;志愿者带来的温暖,在人心里。让我们走近志愿者、倾听志愿者——

4月6日,2017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清华大学举行;2017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报名开始……

报告会以“
西部志愿行青春中国梦”为主题,来自西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清华大学的8
名优秀西部计划志愿者分享了他们参加西部计划的心路历程。服务期满扎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托云牧场的邵书琴,曾服务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文化体育局、现已扎根当地的王琳等人讲述了他们奉献西部、服务基层的青春故事和个人感悟,展现了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精神风貌。

这一计划由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西部基层开展为期1
至3 年的志愿服务工作,鼓励志愿者服务期满后扎根当地就业创业。项目实施14
年来,累计选派24 万人到中西部22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00
多个县市区旗基层服务,先后有近2 万人在服务期满后选择扎根西部基层。

今天,全国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近3000 万,志愿服务正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从7 个人到拥有50
多位志愿者的稳定团队……他们受“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感召而成长壮大

“我们不是狂热的单车爱好者,我们是绿色出行的倡导者,当‘骑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低碳!”在广州,有这样一群倡导绿色交通、低碳出行的“80
后”“90
后”,他们称自己为“拜客”,也就是英文单词“Bike”的音译。他们的“头儿”,如今“拜客”绿色出行公益组织总干事陈嘉俊刚刚30
岁,年纪轻轻的他,“ 公龄”已有7 年。

从最初的7 个人,到如今拥有9 名专职员工、50 多位志愿者的稳定团队,7
年来,拜客小组日益壮大,一个个倡导绿色出行的活动相继“
推出”:在微博发起“随手拍单车出行障碍”,利用新媒体传递改善单车出行环境的愿望;集合20
名地图、绘画爱好者,历时1
个多月绘制第一份广州单车出行地图免费分发给市民……

陈嘉俊和他的小伙伴们只是当代中国志愿者群体的一个缩影。根据去年12
月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的数据,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实名注册的志愿者人数超过2825
万,志愿服务组织在册登记超过24
万个。再加上数量庞大的未注册志愿者,中国的志愿者总量已蔚为可观。

陈嘉俊告诉记者,他的志愿者生涯源自一次“步步惊心”的出行。

“上大学时,学校离家距离不算太远,就想着干脆骑单车吧。”可让陈嘉俊没想到的是,那时上学“简直是步步惊心”。原来,广州很多道路没有规划自行车道,各种车辆互相穿插抢道;骑车直行还常常遭遇岔路口密集进出的汽车、行人。

“与其消极地吐槽、哀叹,不如积极行动,推动自行车出行状况的改善。”2009
年,陈嘉俊和“拜客”最初的组织者陈志君,以及另外5
名志同道合的年轻志愿者一拍即合,成立了最早的小组。

在云南昆明市五华区幸福家园,为低保老人开办“爱心食堂”的王兰兰的志愿行动,则是为了她心里的一个人。2001
年,王兰兰的女儿小佳丽因病离世。“
那个时候觉得活着都没什么意思了。”直到有一天,王兰兰发现了女儿生前的一本日记,里面有一句话:“我要成为一名慈善家。”

“我一下子就醒了。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要把好事做下去,后来就有了‘爱心食堂’。”

和王兰兰类似,“四平好人”卢宪刚热心志愿服务的起因也是一场变故。2008
年,当时35 岁的卢宪刚遭遇车祸,昏迷7
天醒来后,他开始思考:“活着,就要做些有意义的事。”从那时起,敬老院、福利院、孤儿学校、困难户家庭,常常都能看到卢宪刚的身影。

而有时,改变一个人生活轨迹的可能只是一场讲座、一次无心之举——2015
年夏天,北京市五十中高中女生张昕玥跟妈妈听了一场关于孤独症患者现状的讲座,触发她和好友成立“Avalon
米粒心理工作室”关爱孤独症同学志愿团队的想法。2000 年,当时41 岁的“
献血达人”慕海林路过太原市南宫广场附近的献血站,“稀里糊涂”地加入献血队伍。“
几天后血液中心打来电话,说一名危重病人用了我捐献的血浆,已经转危为安。”随后,这位工作时间“
三班倒”的基层铁警,至今已经在全国的100 多个城市献过血……

志愿者们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因为不同的缘由走上志愿者之路,又在各自的道路上播撒着志愿者精神的种子。“现在,做志愿者不仅高尚,而且时尚。总的来说,这要归功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道德意识的增强,以及榜样宣传的作用。这是一种正面积极的社会心理变化。”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说。

缺资金、受威胁、遭诽谤……“他们觉得正确,便不会为一时挫折、误解、纠结等负面因素所困扰”

“情况还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3 月25
日上午,湘潭上游的株洲市清水塘霞湾港,“绿色卫士”湘潭大队的志愿者们乘坐保洁船,开始了每月一次的湘江巡查。江风中,毛建伟随意裹着一件外衣,专心查看一处排污口……

2001
年以来,毛建伟加入湘潭市环保协会。霞湾港重化工企业云集,毛建伟经常和其他志愿者去排污口巡查,取水样送专业机构检测。2011年11
月8
日,霞湾港排污口水质指标出现异常,多亏了志愿者们的检测和举报,一家工业污水处理厂因违规冲洗底泥,被开出了94
万元的罚单。

民间的监督力量凸显,阻力也随之而来——毛建伟常常会接到莫名的短信,威胁他少管闲事。

一次去巡查湘潭某企业,志愿者们尚在企业门外,就被企业负责人带领的数十人围攻,直到110
民警到来才解了围。最后,肇事者被刑拘,企业被关了门;不过,毛建伟也受了伤。

“这是最极端的情况,幸好次数很少。”如今,作为湘潭市环保协会的专职副秘书长,每月3000多元是毛建伟唯一的收入来源。投身环保十余年,积蓄早已消耗殆尽,“
省着点花就好了。”毛建伟笑言。

为了解决开销,王兰兰也是“能省则省”。她告诉记者,她每天早晨6
点就去郊区的蔬菜批发市场。“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还得到处要米要油,我常说自己除了脸不要,其他什么都要。”但王兰兰并不以为苦,“做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豁得出去。”

但有时,对另一些志愿者而言,“钱”的压力远不止于此。

“那时候简直要崩溃了,晚上直盯着电脑屏幕,成宿睡不着觉。”因为“
钱”的事儿,人称“ 笑姐”的宋桂华有一段时间完全笑不出来。

2005 年,宋桂华在“
青岛信息港互动俱乐部”论坛上发帖子组建助残团队,集结了以下岗职工为主的第一批志愿者。他们把从社会各界收回来的衣物分类打包送到受助者手中。

不料,没多久,网上的质疑声开始不绝于耳。“她肯定是想把钱装到自己口袋!”“谁会这么傻,没有利益会做这个?”“她一定吞了钱!”……

“心底无私天地宽,咱们出钱出力出时间,坦坦荡荡做好事,对得起良心!”母亲的话支撑着宋桂华带领团队顶住压力发展起来,2014
年团队注册为民间非营利性组织——青岛笑姐志愿者公益发展中心。

与宋桂华不同,“四平好人”卢宪刚起初却并不为妻子所理解——“一天到晚不寻思咋挣钱,把精力都放在外面”。后来,卢宪刚带妻子一起参加活动。“
她现在不仅支持,还积极参加呢!”卢宪刚自豪地说。而对“献血达人”慕海林来说,“不管”也是一种支持。“我现在每月献两次血小板,红烧肉、肘子之类的都尽量少吃,以前晚上值班回来早上还去跑步健身。我爱人叫我‘疯子’,后来管不了我,这‘疯子’就变成褒义词了。”

“坚持的力量,有时就是信念和希望的力量。”彭凯平表示,“他们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社会将变得更好、其他人将受益、自己会变得更强大,便不会为一时的挫折、误解、纠结等负面因素所困扰。”

组织化、专业化、常态化……“志愿行动离不开决策者、管理者的认同和支持”

陈嘉俊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困难,有感而发地说:“志愿行动离不开决策者、管理者的认同和支持。”

毛建伟也介绍说,湖南省早在2013
年就把湘江保护列为政府“一号工程”,对外招募“绿色卫士”志愿者;当地环保部门现在不仅免费为毛建伟团队进行水样检测,而且主动寻求项目合作。

实际上,从全国来看,制度建设早已提上了志愿服务发展的议事日程。根据“
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居民人口比例将达到13%。近年来,《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社区志愿服务方案》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逐步规范招募注册、培训管理、监督评价等志愿服务全过程。

2016 年9 月1
日,我国首部《慈善法》正式实施,以法律形式首次对慈善组织中志愿者的权责予以确认。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部长张朝晖表示,“
现在全社会都来参与、支持志愿服务,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志愿者权益的保护上。《慈善法》的出台顺应了志愿服务发展的需求,为其提供了保障。”

不过,我国志愿服务的规范发展仍任重道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志愿服务价值调查”课题组曾在2015
年7 月—2016 年6 月间在北京、成都等7
城市展开入户调查,结果发现,尽管志愿者人均服务时长达71.5
小时,但注册率仅为12.1%,“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组织或项目”是居民没有参加志愿服务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晓红表示,顶层设计尚在整合中。“
中央文明办作为主要的协调机构,民政部作为主要的行政职能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作为主要的推动力量,共同促进志愿服务全国性平台的打通。”

“传统的志愿服务活动型、动员型的比较多。现在社会对志愿服务的大量需求是更具专业性的。”张朝晖补充说,促进志愿服务发展,要抓住专业化和组织化这个“牛鼻子”。

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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