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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高分子世界的,缅怀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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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也是吴浩青先生离开我们的第55个的日子。“吴浩青先生追思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杨玉良校长,党委陈立民副书记和吴浩青先生的家人,生前的同事、学生们相聚在逸夫楼,一起追忆先生,缅怀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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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上,程天权书记为学员代表授团校校旗,标志着本期团校正式启动。随后,程书记围绕“共青团的使命责任”与“团学骨干的培养发展”两方面内容,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全体学员做了一场立意深远、内涵丰富的精彩报告。

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处副处长何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杜鹏作为主管单位领导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周升业教授、黄卫平教授,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何德旭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纪志宏副司长,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冯博副主任担任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应用金融系主任汪昌云教授,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晓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涂永红教授等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了报告会。

吴全先生走上岗位的前十年是从事科研工作的,曾获得过上海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后二十几年因组织的需要我先后几次调动岗位,做过干部工作、保卫工作和研究所党委的工作。单位领导还问这样调动工作吴老有没有想法。“其实,父亲对我们子女做什么并不看重,看重的是我们做得怎么样,他希望子女对社会有用。因为父亲的影响,我做事情都是从一而终,在下海风袭来的时候,父亲跟我讲过一句话:“当你的工作方向确定以后,就要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来应对。”我想这也是父亲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数十年如一年的意念所在,这个意念同样反映在他对待疾病上,在他与病魔做顽强抗争的最后日子里,在他身上表现出许多不同常人的反映感动了周围的医生,华东医院的院长称他是“与病魔作斗争的模范”,医生们认为他一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和医生说:“父亲长期教书做实验,忍耐性强。”

江:是的。我们会后还一起聚餐。

据悉,中国人民大学高阶团校是共青团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扎实行动,也是大力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开展学生骨干培养工作的重要举措。人民大学自2005年开办新生团校以来,目前已举办7期,培训范围已完全覆盖本科四个年级,累计参与培训支部281个,累计培训团员骨干1139人,评选推广优秀支部建设活动方案213个,形成支部建设汇编材料685000余字。本期团校是人民大学校团委近年来首次面向全校学生骨干的组织培训,共有来自校学生会、校研究生会等7个校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学生干部以及全校22个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学生团委副书记等学生骨干共96人参加学习。高阶团校与新生团校的教育培养相结合,并配合以各学院一级的团校学习,将进一步加学校大学生骨干培养力度、丰富学校育人工作的途径与体系,为促进学校科学发展和培养优秀人才贡献力量。

开题报告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杜鹏主持。课题组首席专家陈雨露教授首先汇报了本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计划、存在的重点和难点以及创新之处。他重点阐述了全球新型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与典型特征,全球新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外汇储备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中国“超经济外汇储备”形成的全球经济运行结构逻辑以及国际金融秩序变革问题。他还代表课题组向教育部社科司、中央各部门、人民大学科研处对本课题研究的关心与指导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对教学严格要求 对生活关切入微

(江:江明教授 郭: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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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外汇储备问题研究”课题组充分依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理论研究优势与专业人才储备,并吸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政策部门以及美国房利美公司、星展亚洲融资有限公司等实务部门的研究力量,形成专业优势互补、理论与实际相互支撑的研究团队。该项目将全球新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外汇储备问题相结合研究,对当前中国实现汇率机制平衡转轨、稳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以及对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也为经济转型国家的外汇储备问题提供示范经验和现实策略选择。

生活简朴 捐赠积蓄

当我走出“纳雅斋”,江明老师的身影从我的视野中淡出。而之前近一个小时老师向我形容的场景,如此清晰的存在我的脑海。实在无法言语身着中山装的儒雅学者走上高分子的“金色大厅”的讲台上做大会报告时,给整个会场带来多强烈的中国气息。江老师用他的大半生在艰难中不断摸索,依赖着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那股特有的坚持和韧性,努力着分分秒秒。当他桃李满天下的时候,他也向祖国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让一个个科学成果烙上中国的国籍。他永远是我们尊敬老师!(他反复关照我,切不可用“大师”一词)。

程书记的报告在团校学院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认真学习领会程书记讲话精神,结合学校要求和自身实际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定理想信念、全面提升素质,积极发挥学生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用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表现来回馈学校领导的关心与期望。

评审专家们分别就课题研究内容和研究计划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建议。课题组的成员们认真听取并充分接受了评审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最后,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处副处长何建作总结发言,对课题研究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对研究成果予以高度期待。

吴浩青先生对学术严谨认真,在这一点上,来不得半点马虎。余教授回忆说:“一位平时成绩不错的同学期末考试考得并不好,拿了一个C。后来这位同学想转博,恳请先生修正一下分数,想开点“后门”,先生斩钉截铁地说肯定不行,他说:“你要转博士可以,但是你必须要重考,重考必须要拿A。”
现在,这位学生在美国从事尖端的化学研究。“先生既要我们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又要有扎实的基础,更要有远大的志向。他说,否则就不配做学问。”

江:1979年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国刚刚改革开放。被孤立了太久,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有次家里有件很急的事情,我要打电话回家。当时,当然还没有手机,长途电话还要通过电话局转接。我对接线员讲,我要长途电话到上海,她竟然问我;“Shanghai?
Where is Shanghai?”要知道,当时上海已经是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了。

程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团组织要加强大学生骨干培养工作,通过学生骨干的示范性作用,带动广大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学生骨干要努力加强自身素质,在思想、学习、实践、工作各方面锻炼能力、增长才干;要更好地贯彻实现学校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服务青年发展的各项工作;要很好地联系广大团员青年和团外青年,主动关心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努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最后,程书记希望团组织和广大团干部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示范作用,凝聚、影响、带动青年学生群体,服务广大同学全面成长、健康成才。

4月11日上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新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外汇储备问题研究”开题报告会在明德主楼801召开。

吴全先生回忆说:“对我们子女,父亲最看重的是道德品质,容不得我们不诚实,不踏实、不勤奋、游戏人生。。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晚上睡得晚,第二天早上没有起得了床,结果硬是被他叫了起来,他说:“要睡也要起床、吃完早饭之后再睡,不要养成睡懒觉的习惯。”

江:好呀。这次大会的全称叫“IUPAC第43届世界高分子大会”,简称Macro2010。
这是系列大会,第一届大会是1947年在比利时召开的,这次是第43届了。它是高分子学术界最高级别的综合性的学术活动,在高分子界的威望很高。大会虽然已经有60多年历史了,但几乎没有中国人做过大会报告。仅有的一次机会是2002年在北京召开了由我国化学会主办的大会,邀请了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洪定一教授介绍了中国高分子工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大会学术报告,我是第一个被邀请的。

4月15日下午3点,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高阶团校开学典礼在学生活动中心多功能厅举行,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出席活动并为本期团校做首场报告,校团委主要负责同志及2009年高阶团校全体学员参加活动。

余教授回顾道:“吴老对我们的实验也是要求非常严格,实验报告必须要很清晰、很完整,吴先生会定期地来检查我们的实验记录,如果有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吴先生还会亲自重复我们的实验,在这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郭:最后一个问题,您为啥不守“国际惯例“,穿中山装做报告呀?

程书记强调,共青团自诞生以来便始终是党联系广大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的事业最信任的接班人。青年强则国强,中国未来发展的历史使命主要将由当下的这一代青年来承担,而青年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历练奉献,必将谱写出华彩的人生。共青团的工作就是团结带领青年坚定理想信念,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指导,投身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宏伟事业。当前联系学校实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办什么样的学校、怎样办好学校”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两个根本问题,共青团在育人工作中应着力培养青年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激励引导他们在建设祖国、奉献社会的奋斗进程中实现人生的崇高价值。

来自化学系的蔡文斌教授作为中青年教师的代表回忆起浩青先生,不禁感慨万千。蔡教授是1992年的时候读的博士,2002年从美国回来之后做电化学研究,也有机会跟吴先生当面交流。蔡教授说:“在和先生接触地过程中,感动于他严谨求实的精神。有个跟我一届的学生,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吴先生经过和他的多次交流,还有仔细地考察,接受了他的离开。吴先生后来还推荐他去其他大学任教。先生说,“每个人有不同的志向和爱好,我不要求我的学生都从事科研工作,我希望他们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郭:您做完报告后,应该有很大的反响吧。

李若诗是化学系的学生,她在两年前进入吴先生的课题组学习,虽然当时吴先生已经病倒了,与先生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们了解到吴先生的事迹越多,越被他顽强拼搏的人生经历和宁静的人生态度深深打动。李同学回忆说:“进入课题组通过和大家的交流,我就了解到吴老师从在苏州中学开始他就早起晚睡,比别人付出多几倍的努力,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先生毕业后,有三家单位要他去就职,他选择了工资低温的浙江大学的助教,从此走上了科研道路,这根教鞭一执就是一辈子。几年前,90多岁高龄的他还亲自到实验室做试验,这些令我深深叹服。老一辈的科学家不受外界的诱惑,几十年如一日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郭:太不可想象了。听到这个回答,您的心情怎么样?

淡泊名利 大胆创新

江:特别关心这事的是中国的同胞,国内各个单位参会的中青年学者,海外华人。报告结束后,正好大会休息,大家放弃了咖啡,都围聚过来,很兴奋地跟我讲他们的感受,大家一起拍了许多照片。一位在英国Sheffield
大学的博士后发email 对我说“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feel proud of
listening to a talk given by a scholar from China.”
其实在报告前我多次想到过,如果我这次讲砸掉的话,将来有可能在好多年里这个讲台不再有中国人的身影了。正如开头提到的,这个报告也可以看作一个标志,中国高分子研究发展到了新阶段。过去登上这个讲台上的都是发达国家的。像这次,其他七位学者分别来自美,英,荷,法和日本5国。我报告时,会议的几个主要组织者都在,如Macro2010大会的主席Peter
Lovell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David
Haddleton教授,他主持我的会议,还有IUPAC高分子分会主席Christopher
Ober教授等。报告结束后,他们都和我握手祝贺,说了许多赞许的话。当然,这里面或有礼貌的成分,不过也不至于过于虚伪吧。呵呵。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圆满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吴先生90多岁了还自己买菜烧菜,他的生活非常俭朴,房子和家具几十年不变,他还希望种花,在门前的小院子里,亲手栽种下了三棵香樟树。“我跟吴先生见面只有几次,但是印象深刻,开始的时候吴先生的身体还好,他非常关心学校,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来要问学校的建设,好几次病危他都挺了过来,连医生都感叹是奇迹。现在吴先生虽然不在了,但他执着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仍然存在,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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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张翠)

(作者系高分子科学系博士生)

李同学说:“化学系里设立了吴浩青奖学金,先生平时生活非常简朴。但他把积蓄都拿出来奖掖后进。吴先生自从来到了复旦的化学系,就对学生的培养特别上心,把物理化学中的概念讲得非常清晰和透彻,大家十分爱听,同时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实践培养,成立了第一个电化学的实验室,他的严厉和严谨在系里也是出了名的,他无非是想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听了这些让我更加敬佩。先生除了坚持自己的科研之外还不忘教学育人,最终桃李满天下。”

江:两年后,美国的Virginia理工大学(VIT)举办。有个花絮是,在这次大会闭幕式上,来自VIT的一位教授报告了他们办会的设想。他的PPT有好几页竟然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做的,太别致了!当时我们在座的中国人看了很兴奋,鼓起掌来。他特别说了,写上中文就是因为现在高分子学界中国学者特别活跃,他们非常欢迎中国学者参加。

最重道德 顽强忍耐

郭:再次感谢江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蔡教授接着说:“先生求实而不求名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吴先生的论文更倾向于解决科学问题,他不是太在乎在什么高档次的刊物上发表。在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论文主要发表在一些国外的刊物上,与他的专业非常相关的期刊上。先生为人处世很实在,但先生在科研上非常敢于创新。先生做实验一丝不苟,1962年,他与林先生一起做实验,一点点测电容,一共做了九次试验,每个试验大概都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他确定的0.19+0.12这样一个数据被国际上公认。1982年,锂离子电池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吴先生就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吴先生是锂离子电池嵌入机理最高的研究者。”

郭:听上去您还挺有压力的?

吴先生对学术要求非常严格,但对学生生活非常关心。余教授想起往事,不禁眼眶泛红,“那时候我们出差比较多,吴先生承担了科技部和经贸委的项目,跟他一道出差,我是学生、他是老师,他可以做软卧,我坐硬座。火车上,吴先生每一次休息之前都会去看我怎么样,然后才返回车厢。到了之后,我一般住在化学所的招待所,第二天碰到吴先生他肯定会问:“你昨天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吴先生在生活上对待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好,生怕我们睡不好,吃不好。吴先生的知识和科研意识是一个很高的高度,他的高风亮节,他的淡泊名利都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郭:下一次大会在哪儿举行?

复旦大学化学系余爱水教授,现在在回忆起先生和自己的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不禁语带哽咽。余教授说:“我觉得在教师节这一天,举办这个追思会很有意义,因为吴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讲到,他这一辈子最快乐的一件事是做了一辈子化学系教授。”吴老对教学要求十分严谨,余教授至今记得,自己1990年到吴先生门下读博士,那时候吴先生快80岁了,但是他还是亲自讲《动力学》这门课。吴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在上这一门课之前,学生必须要学《高等数学》,这门课不在化学系的课程之内,但只有这门课通过了以后,才能去上吴先生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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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是我们的慈父,我们子女都已经这么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子女,可是他还经常给我们买冬衣,唯恐冻着我们,不仅给我们买,还给我们的子女买。还跟我们讲:“一个人要学会做饭,再就是有衣穿,有了这两样就不吃苦了。”

江:一年半前我就收到邀请了。自然很高兴。这也算一个标志吧,标志我们中国高分子逐步被世界所承认。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我特别觉得责任重大。

吴老的儿子吴全先生回忆起父亲,一度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感谢大家对吴老的缅怀和哀思。吴全先生说:“父亲一直说自己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教书是他最快乐的事。”

郭:您是怎样准备这次大会报告呢?

江:
是啊,责任重大。我想当西方的这些高分子界的大家们被邀请报告时,他们是把这当作普通的个人行为的,可能不会想很多。而对我确是不一样的,我自然会想到,这几十年中我们中国高分子学界就这么一个机会。我不能不觉得责任重大。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语言方面的问题,这不是用本国语言来讲的,而且我开始学英语很晚,我到四十来岁才有机会开口说英语。有时我和同学们说;“你们要知道,学好英语,讲好英语,用英语写上漂亮的论文,像用母语那样,要一辈子用功夫。我是肯定达不到哪个境界了,因为我学英文只有半辈子,而且是对学语言不利的下半辈子。”不过,这次我尽力了。再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在这次大会前我特地去了Liverpool大学,30年前我在那里作访问学者。我当年的合作导师已退休了,他特地来校听我的报告,我很感动。第二天他请我到他家吃饭,我抓紧这个机会,在他家客厅里对他一个人又讲了一遍,执意要他提意见。确实又改进不少,特别是语言方面。比如,他告诉我,讲到把环糊精从PEG链上拉出来时,我讲“pull
out”, 用错了,应是”pull off”. 学无止境呵!

江:一共八位大会报告人,他们中不乏相当权威的人物,比方: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Jean
Frechet教授,他是“树枝状大分子”的鼻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还有法国的Ludwik
Leibler教授,理论非常强,高分子微相分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在“Macromolecules”上发表的论文是该刊自创刊迄今42年来引用最高的一篇。最近在Nature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超分子可逆交联网络的研究论文。还有一位是荷兰的Han
Meijer教授,是高分子材料加工和力学性质方面的国际权威。这三位都是特别知名的。能够和他们在同一个讲台上演讲当然也是很荣幸的事情。顺便说一句,Frechet在报告中用罕见的热情语言对他的博士后高海峰大为赞扬,而海峰是我系府寿宽老师的学生,03年得到硕士学位的,我听了特别高兴。

郭:江老师,您好!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前阵子刚从英国参加世界高分子大会回来,您受邀做了大会报告,同学们都想分享一点您的经历和感受,能和我们谈谈吗?

郭:您在大会现场看到了很多师兄师姐吧。

江:我知道这个邀请的份量,所以做了很认真的准备。报告题目反复斟酌,最终定为“New
Strategies for Macromolecular Self-Assembly in
Solutions”。这实际上是我们过去十年的工作的总结性的报告。为了准备这个报告,我四月份去了日本,在几个知名大学做了5场相关的报告,这也是“热身”嘛。在日本朋友中的反响也是蛮好的。但有教授给我提出,如作为一个大会报告,可做得更综合一点,更宏观一点。这意见很好。于是我回国后对报告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我去除了一些细节的讨论,把十年当中好的工作集中起来,更多的在面上铺开。我从我们提出的非共价键胶束(NCCM)的由来讲起,着重这几年的新发展,包括新的组装单元(不仅是柔性链,还有刚性链、扇状分子和生物大分子),新的驱动力(不限于氢键作用,更多的考虑主客体相互作用)以及通过大分子自组装制备新的超分子材料,包括可逆凝胶等等。大会报告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包括讨论部分。会议主席建议我讲五十分钟,我正好用了五十分钟。

江明老师曾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成果是有国籍的。”我想,作为科学家,他最大的愿望莫过于站在国际学术盛会的讲台上展示自己的科学成果。这不仅仅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是意味着向祖国母亲献上厚礼。作为高分子科学家,世界高分子大会无疑是实现这个愿望的“金色大厅”。2010年7月16日,在英国Glasgow
举行的第43届IUPAC世界高分子大会(Macro2010)上,江明教授做了大会报告。一个多月之后的今天,我怀着众多同学的重托,走进他的书房“纳雅斋”,近距离地感受老师风采,回味精彩瞬间,那热烈的掌声似在耳边环绕,那激动的场面似在眼前浮现……

郭:您能向我们简单介绍下与您同台报告的其他七位教授么?

江:当然挺吃惊的。但是我也不能责怪她,毕竟中国封闭那么久了。那天在作报告的时候,我还讲:
“如果这位接线员还健在的话,我愿意邀请她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我给她买入场券。”
我用这个开场白,就是要老外们感受到中国这30年的变化是何等巨大。

郭:江老师,我看到您的报告的PPT前面有一页漫画,您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江:我选择它,是为让人记住,我是从中国来,让人一下子就知道我的祖国,让人有特别的印象。实际上这不是传统的中山服,它没有紧束颈部的“风纪扣”,而是留有一个一寸左右的口子。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因为,在我心目中这就是象征开放了,言论自由了。你提到的那开场白和着中山装这两个细节确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一位哈尔滨工大的教授写电邮对我说“….这次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完您的大会报告,除了学术上的收获外,更为您的报告开场白中有关电话接线生的故事深深打动!….我们终于在世界高分子领域的大舞台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特别注意了江老师您作报告时没穿西装,穿的是中山装。”

郭:您接到邀请后的心情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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